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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案例入选《中国社会治理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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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17 17: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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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治理报告(2023)》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和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共同发起,联合编写的年度系列报告,对社会治理理论、政策、实践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由我会理事长孟迎芳、福建法治报多元产业部主任陈炳辉,以及中共古田县委政法委政治处主任兼古田县社会心理服务中心主任周秀玲共同撰写的《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古田探索”》入选其中。

该文以古田县探索建设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为案例,概括总结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带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深入剖析县域治理视角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逻辑和发展方向,为创新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县域社会治理向内生式转变提供参考与借鉴。




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

“古田探索”

孟迎芳 陈炳辉 周秀玲


导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振兴,更包含精神文化等心理层面的振兴。当前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存在认知定位偏差、部门权责不清、服务模式单一和资源供给不足等现实困境。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以环境共生、文化共鸣、主体共治和资源共享的四重实践逻辑打造了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实现了社会治理良性运行。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郡县治,天下安”,县域作为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发展是以县级行政区为主体,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政治、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系统发展,其治理包含了国家治理的全部对象和内容,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焦点和现代化的主战场。县域治理作为中国之治的“接点”存在,其治理效能“接点”正逐渐成为核心观照。完善县域社会治理是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也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实现乡村振兴的解决之道。

县域社会治理承担着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政策的部署落实,承接着缓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等现实任务,具有承上启下、联结城乡的特点。因县域社会矛盾的复杂性, 解决问题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群众法治观念的薄弱,县乡逐渐成为矛盾爆发、压力聚集的无形的社会“结构箱”,维稳成为县域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传统的外部式治理路径将“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指导思想,借助国家暴力机器进行外部控制,在一定历史时期对解决社会冲突、缓和社会矛盾起到积极作用,但也具有明显的运动式治理和组织化调控色彩,且政治风险大,维稳成本高,甚至出现“越是基层,越维越不稳”的困境。因此,以县域社会治理为视角进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充分发挥在地情感的粘合作用,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推动县域社会心态治理实现由健康视角向社会视角转变、由管控视角向预防视角转变。此外,要实现县域乡村的长治久安,需要实现治理模式的转变,从内生社会心态着手,不断完善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以促进和谐稳定的社会心态秩序,实现县域治理良治善治。

近年来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与县域治理、地方文化、乡村振兴有机结合,以有序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为抓手,主动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心”路径、“心”方法,在全县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专班专责、社会协同、多元保障、高效服务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完成3个省级高校及专业协会共建基地,构建完成“一中心”“两站”“三校”“四品牌”的“1234古田模式”,以“振心促振兴”创新探索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相关经验做法被《光明日报》、学习强国、《福建法治报》、福建长安网等媒体刊发,并受到高度评价。

综上,本文以古田县探索建设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为研究对象,概括总结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带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深入剖析县域治理视角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逻辑和发展方向,有助于推进乡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有效落地,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创新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县域社会治理向内生式转变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有着内生性需求,呼唤着乡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出场。当前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振兴,更包含精神文化等心理层面的振兴,才能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党的十九大以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在全国各地推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先后就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出台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加强乡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新时期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水平的有效举措,如何以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为抓手助力乡村振兴,亟待在实践探索中找到破解难题的良方。

(一)维护乡村稳定

乡村稳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5.22%,乡村常住人口4.9亿人。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基数大,即使是小规模的冲突其绝对数量亦不容小觑。公开报道信息显示,2023年5月仅仅12天之内,辽宁东港、山西兴县、山西定襄、河南濮阳等地接连发生多起重大刑事案件,且多为乡村命案。乡村群体事件并不多见,但多数群体性事件具有时间突然、事件爆炸、结果破坏的特点,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因得不到重视或缺乏有效引导,口角拌嘴亦可能引发斗殴打架,甚至激情犯罪等严重后果。

随着新型城镇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城乡发展势必涉及如资源开发、土地征用、生态环境等公共利益的再分配,容易产生干群间冲突与群众间冲突。首先,县乡区域内的公权力行使因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密切,群众更有切身感受,更有“发言权”。当公权力行使与部分利益群体产生冲突、且冲突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或群众正当合理的诉求长期得不到回应时,群体内心感受到忽视感、剥夺感与不公正感,仇官仇富心态随之产生,极易诱发官民冲突。其次,中国乡村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许多问题长年累积且得不到有效重视。当个体感觉自身长期处于被侵犯、被压迫或被欺负的弱势地位时,内心积压的不满或者怨恨情绪随时可能一触即发,引发恶性事件。与此同时,城乡融合伴随产生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农村承接了许多的负面压力,给县域治理带来挑战。由此可知,县域治理的许多环节涉及社会心态与个体心态的培养与塑造,一旦心态失衡极易给乡村社会秩序带来挑战。外生式的治理路径可以解决一时的稳定,但不利于形塑积极的社会心态,难以触达个体内心,实现乡村的长期繁荣稳定。因此,只有进行积极稳定的社会心态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乡村社会秩序的长期好转,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心理基础,这有赖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二)提升振兴质量

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三农”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论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维持在0.465~0.468之间,属于差距较大。胡联合、胡鞍钢的研究表明,贫富差距对社会心理、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的公正和权威产生消极影响。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户籍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非农业户籍人口,户籍为农村者检出心理亚健康的风险较高,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明显。由此可知,农民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带来满意感和幸福感的提升,“收入幸福”悖论存在于当前中国农村居民中,只有以个体获得感为导向的衡量指标才能有效、准确地评估乡村振兴的质量,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乡村振兴。

获得感作为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正价值和人民收益考量等主客观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凝练表达,正日益成为衡量改革成效的有效参考指标。就个体而言,获得感是指因客观获得而产生的积极心理,是成就感、满足感、幸福感、价值感、自豪感等积极情感的总和。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知,仅仅满足农民的生理、安全等低级层次需求无法长久稳定地产生获得感,进而无法产生归属感与自信心。只有实现感情和归属、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需求,才能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基础社会动机可以成为测量心理服务的有效性、评估心理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而更高层次需求的实现可以促进实现农村美、农民富,特别是农民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全面发展,更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乡村振兴的内涵要求,这需要不断完善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助力“三农”现代化。

(三)激发乡村活力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第一目标与抓手,其关键在于人,在于组织。只有全面解放农村生产力中与“人”相关的各种因素方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活跃且持久的内生动力。

第一,激活个体心理资本。心理资本作为更高层次的人力资源,包含自我效能、乐观、希望和韧性四种能力,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正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一方面,心理资本有助于挖掘农民的个体潜力,培育积极的心理品质。另一方面,心理韧性有助于个体提升应对负性压力的心理能力,这有赖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以激发个体活力、促进个体心理积极健康。

第二,激发“非正式群体”活力。著名的霍桑实验表明,经济利益的驱动无法持续有效地激发工作效率、提高工人产量,人们更加重视社会心理方面的驱动,如光荣感、被尊重等,进而提出了“社会人”假说。实验还发现了非正式组织在提高执行力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别于传统的单向管理模式,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县域内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多个治理主体,通过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多方协同、技术支撑、制度保障等形式,开展以实现县域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的社会治理活动。与政府治理相比,社会治理能最广泛地动员、带动不同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治理中,而社会心理服务作为社会治理中更为柔性的治理方式,有利于多种社会主体充分激活治理效能与组织活力,以更加有效、有爱、有力的状态投身社会心理服务。



三、古田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以振心促振兴”的实践探索

古田县地处福建省中部偏东北方,全县境域面积2385平方千米,辖8镇、4乡、2街道办事处、12个居委会、275个村委会。全县人口42.8万,境内居民以汉族为主,尚有畲、壮、苗、回、彝、满、朝鲜、蒙古、高山、布依等少数民族,其中畲族居多,有近万人。从古田县的实践来看,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问题提出


(一)以环境共生理念推进人地和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五个总要求之一。在传统的乡村生态治理模式中,或因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中的天然弱势,或过分强调生态治理的短期收益与经济利益,许多地区忽视了“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忽略了生态治理的心理价值,缺乏对人与生态和谐共生的系统审视,生态治理易陷入流于形式的境地。共生理论为研究相互依赖的主体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共生系统进化创新的工具,其蕴含的方法论为考察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有益视角。共生概念起源于生物学研究,后被拓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合作、互利、互补、和谐成为共生理论的核心要义。古田县以翠屏湖这一地理标志为抓手,打造以“湖”为核心的主题社会心理服务,着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翠屏湖作为福建省第一大人工淡水湖,位于古田县城东郊,水域面积达37.1平方千米、蓄水量为6.41亿立方米。翠屏湖的诞生淹掉了古田县老县城,带来了古田县最大的县情——“库区”,古田县成为库区移民大县。失地以及传统营生方式的丧失,家庭秩序、生活环境的再适应再融合使得库区移民大多是经济与心理的双重失意者。古田县立足库区移民文化,利用库区资源做好移民文章,提升库区移民的经济获得与心理资本,着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方面,用好库区资源提升移民收入。古田县以感受碧波十里的翠屏湖、金钟湖为旅游主线,定期举办环湖水上运动、环湖赛事等减压运动,承接旅行团,提供菜单式服务,定制开展相应主题的心理健康团辅活动。同时拓展绵延万亩的白溪草场、宛若仙境的半山云海等旅游网红打卡点,致力于打造古田县特色减压康养旅游胜地,实现翠屏湖资源从“小移民”到“大旅游”的转变。另一方面,创新服务方式关注移民身心健康。针对库区移民开展以“关注移民心理健康,合力铸就幸福生活”等为主题的社会心理服务。结合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在位于翠屏湖畔的吉巷乡坂中村、凤埔乡苏墩村等村落,探索推行“慢生活”休憩型旅游模式,改造移民古厝为民宿、慢嗨吧、咖啡屋、钓友俱乐部等休闲娱乐场所,组织大学生咨询师长期驻点开展基础服务,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团辅活动,积极维护广大移民群众身心健康。





(二)以乡土文化为纽带实现文化共鸣

文化共鸣通常指群体成员对群体记忆中共同的文化特性所产生的情感上的归属与认同。我国农村地区有着深厚而悠久的农业传统,农村成员之间依赖血缘、宗族、地缘、信仰等形成了由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差序格局”,地方文化、民俗信仰等集体文化符号记忆在凝聚成员价值共识、塑造文化认同等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民众通过将某种约定俗成的传统信念转化为心理和行为认同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与此同时,乡土文化是我国农村文化的重要特征,涵养了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具有凝聚人心、滋润人心、照亮人心的作用,潜移默化地涵化群众心灵、淳化乡风民风。当前,农村传统社会秩序正经历冲击与巨变,古田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以社会治理为切入点,着眼于服务农民身心健康,凭借优秀本土文化,以推进乡村振兴为现实关照,建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古田县临水宫陈靖姑信俗肇始于宋,人们尊陈靖姑为“救产、护胎、佑民”的女神,其信俗文化鼓励人们行善向上、共谋福祉、抑恶扬善、扶正祛邪等,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过亿信众,信俗影响及于我省南方多个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形成一种特殊的民俗文化现象。古田县充分发挥陈靖姑信俗的感召力,实现对内提升县域凝聚力,对外提升古田县影响力。一方面,陈靖姑信俗作为土生土长的民俗文化,民众对其有天然持久的信赖感,凸显出陈靖姑在当地信众心中的特殊地位,也正是在民俗活动、祭祀仪式等日常活动中实现民间信俗的教化作用,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另一方面,古田县是福建省著名侨乡,古田县籍华人华侨达32余万人,侨胞的心理健康是古田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古田县依靠陈靖姑信俗文化的这一纽带,积极密切与侨胞的沟通联系,如设计建成临水宫“侨心驿站”,开通县心理健康服务热线3730120和“心安古田”服务号,设立“心理健康”专栏,免费开放古田县社会心理大数据AI云平台,从心理健康服务、保护侨乡文化、做好涉侨法治宣传与防范和反邪教斗争宣传等多个维度,为侨胞提供“一站式”服务,定期分批组织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走访归国华侨,为侨胞的心理健康竖起一道屏障。因此,依托信俗文化实现心理服务,内在的治理逻辑主要体现在强化民族认同、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发挥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及实现文化的传承与选择等方面,成为县域社会治理建设的特色之路。





三)充分发挥各主体功能形成多元共治

传统的县乡社会治理对心理学知之甚少,因此少有与社会心理建设相关的规划与设计,或是无法将心理建设与县乡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而治理主体的一元化、治理手段的单一性、治理途径的单向性等问题,让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空有其名,难有其实。主体共治,即社会治理的多个主体以振兴乡村为目标,以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为出发点和抓手,发挥自身优势,提高社会治理的广度、精度与温度。共治改变了原来直线式的县域治理模式,推动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朝着一体多元方向发展,提升了县域治理的效率与多样性,充分激活县域活力。一方面,主体共治采取协同合作、制度保障等措施将零散的社会心理服务主体整合为建设共同体,即各参与主体紧紧围绕社会心理服务乡村振兴这一目标出谋划策,服务对象不再是单向地接受,亦可能动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有效地激发基层活力,畅通社会沟通渠道。另一方面,主体共治要求充分发挥各社会组织的优势以改变传统单向治理的弊端。如群团组织妇联、共青团等在开展心理服务有着天然优势与扎实基础,通过充分激活“非正式群体”的主体功能,既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人力保障,同时也让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具有广泛而真实的群众基础。

古田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循着“主体+功能”的建设思路,即各参与主体充分发挥自身功能,投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一是党委领导发挥统筹功能。成立县平安建设领导小组社会心理服务专项组,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专项组组长,下设古田县社会心理服务中心,统筹推进全县社会心理服务建设工作。二是政府负责落实执行功能。如县卫健局负责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县教育局负责完善教育系统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建设,县财政局负责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给予必要的经费保障等。三是社会协同实现补充功能。如“两站”(县心理援助站与心理健康辅导站)“三校”(县干部舒心讲堂、社会心理服务人才学校、绿洲家长学校)的建设分别依托各级协会,为古田县开展社会心理服务提供有力的专业支撑和人才保障,同时乡村两级服务平台分别建设“解忧杂货铺”和“心灵驿站”,弥补党政主体难以面面俱到、事无巨细的不足。一体多元的主体共治充分整合了有限资源,赋能乡村两级社会心理服务平台的建设与完善,促进共治的良性运行。






(四)用数字技术整合资源打造全域整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已有的县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常受制于资源不足,特别是专业资源的掣肘。古田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通过拓展数字资源、争取专业资源和培养人才资源三种途径实现县域社会心理服务资源的全员共享,提升社会服务资源的区域均衡性和普惠性。

第一,拓展数字资源,加强心理科普宣传力度,不断丰富宣传载体,景区有数字标牌,官微有专题,天天有推文,月月有杂志,构建多维度、立体化、全媒体融合的社会心理服务大宣传格局。同时,依托古田县社会心理大数据AI云平台与古田县社会心理服务队,全域共享全县的精神卫生医疗资源与社会心理服务资源,织密了全县社会心理服务线上、线下网络,县乡村三级联动,不断加强心理学应用,基本实现群众心事有处说,烦恼有人解。数字技术在治理过程中将赋予各参与主体以更为灵活的行动能力和更为鲜活的行动品格。

第二,争取专业资源。缺少专业智库的支撑无法提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导致乡村建设走入迷局。古田县充分利用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古田县实践基地、福建省心理学会古田县共建基地、福建省心理援助协会古田县实训基地等共建点的平台资源,聘请10余名知名行业专家、心理医生及指导专家,组成古田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专家顾问团队。此外,古田县按不同群体的社会应对和适应能力,对弱势群体、高危特殊群体、心理危机人群和心理疾患人群,分别由民政局、教育局、妇联、共青团、政法委、卫健局牵头组建6支心理服务团队提供相关服务。专业智库与职能部门的参与提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业性,赋予各参与主体以更专业、更明确的行动职责。

第三,培养人才资源。以健康为目标的社会心理服务需要专业的心理学、精神医学人才,此类人才的缺乏限制许多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开展与推广。而以治理为目标的社会心理服务则可以充分运用和调动社会资源,培养整合以适应当地社会治理需要的各类人力、人才。古田县不拘泥于专业人才的限制,着力用好本土资源、培养本土人才以支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建设,建立一条适合地区实际、可操作性强的本土心理人才培养路线。如依托省市协会及专家顾问团队开办县社会心理服务人才学校,组织培训志愿者、县直机关及社区心理服务工作者,持续培养专业化、专职化社会心理服务人才,同时充分调动多方资源为优秀学员和优秀志愿者推荐实习就业。治理视域下的心理服务人才培养能够做到各类人才的充分利用,即心理学专业人才从事专业心理服务,非心理的专业人才亦能充分发挥自身专长,实现县域内人才的共享流动。



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助力县域善治的实践建议

经过多年打造,古田县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与乡村治理有机融合,助力乡镇振兴、农民振心,不断探索社会心理服务模式和工作机制,将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创建“平安古田”的重大举措来推进,并纳入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未来,古田县将持续推进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以实现治理方式由外部式向内生式转变,由预防式向发展式转变,由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


(一)以机制完善实现内生式治理

在全面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需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首先应该要体现出最明显的中国特色—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的领导。古田县立足自身实际,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专班专责、社会协同、多元保障、高效服务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如在县平安建设领导小组下设社会心理服务专项组,专项组设组长1人、副组长2人,成员38人,“一中心”“两站”“三校”负责人6人,14名乡镇成员均为乡镇党政领导。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坚持党的集中领导,同时充分发挥我国乡村治理的优势,即各级基层党组织的模范引领作用。第一,聚焦治理目标。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的基础上,以整体视角推动区域内协同发展。以2022年为例,古田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任务共有4个大类项目、15个小类项目以及55个目标任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运转机制更加灵活、畅通,避免因不同领域分工导致工作落实存在目标不明确、融合不深入的问题。第二,凝聚治理共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往往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如凤埔乡完成“解忧杂货铺”试点建设,由乡党政班子成员、驻村工作队、人大代表、老支书、专职调解员等担任“掌柜”,在受理群众纠纷调解、法律咨询等业务的基础上,开展干群心理体检、减压等工作,缓解基层矛盾,实现基层治理走心走情。第三,扩大治理主体。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群众的作用,扩大治理主体范围,古田县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动员群众的力量,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如和第三方公司在城西街道长岭村共建古田县心理减压基地,投入使用社会心理大数据AI云平台及价值30多万元心理设备,为近900位村民提供线上线下心理疏导和咨询服务,全部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得到群众一致好评。




(二)以创新激励实现发展式治理

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人才队伍主要包括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以及各类经过专业教育或训练的心理健康服务人员。各类专业人才对应不同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发挥着不同作用。古田县积极转变传统行政治理模式,从内生性需求着手,即改变对心理服务的传统思维方式,克服因过于强调专业、科学而带来的治理障碍,以实现对县域人才培养的创新激励。

一是拥有一套完善的激励机制。以志愿员培训为例,古田县采取“志愿服务积分转换制”的做法,涵盖志愿者招募、考察、培训等多个环节,将志愿者每次参加公益活动的志愿服务时长、服务项目换算成对应的培训积分,通过积分考察志愿者的参与度、贡献度,筛选出真正热衷于社会心理服务的志愿者并为其提供更为专业且高阶的培训服务。热衷公益的小郑原本是一名自主创业的大学生,2017年成为一名社会心理服务志愿者,她将平台积分转换为志愿者工作培训、心理咨询临床会谈技能培训。2019年,她参加了社会工作助理师职业资格培训并取得资格证书,现已被聘为县未成年人辅导员站专职心理社工。

二是建设一支可靠的服务队伍。古田县现有在册社会心理服务志愿者983名,受过专项技能培训的志愿者420名,基本满足县域各类社会心理服务活动的需要。古田县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补充现有社会心理服务的薄弱环节,组织和培养在校教师等群体成为社会工作储备人才,吸引和招考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学生,提升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性,发展心理健康领域的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和医疗机构心理健康服务队伍。此外,持续加强对志愿者队伍的培训,2022年至2023年4月,古田县开办每周一课、每月一班等各类专题培训班47期,培训近7000人次,选送优秀志愿者参加省市专题培训班120人次,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六进”活动355场近25000人次。其中凤埔乡苏墩村等村级“心灵驿站”示范点以“晨巡晚议”“围桌茶谈”等议事机制为着力点,为村民开展心理健康服务,足以见得该县服务队伍人员保障充足且充分。



(三)以良治善治实现精细化治理

县域良治善治的核心是如何达成有效和稳定的合作,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传统的粗放型、人治型县域治理模式难以解决这一矛盾,县域治理必须加快向精细化治理转变。而实现县域精细化社会治理,势必需要依托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以实现走心走情的长治久安。

第一,推动民众需求精准满足。古田县不断拓展社会心理服务的形式与内涵,实现创新服务。如将群众心理健康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将心理健康服务融入美丽乡村建设,吸引了各县直单位与企业到示范村开展支部、工会等团建拓展活动。古田县委政法委在原有村级心灵驿站的基础上升级建设县心理减压基地,驻村第一书记借此契机,第一时间把长岭村的游览路线精心布置成了心理健康科普之路,发动各县直单位和企业到长岭村开展团建活动。结合长岭村“云上桃花汉服节”活动,开展线下各类心理服务近2000人次,通过扫码参加线上心理测评的人数3天超1万人次,“春花十里心花开”等新闻报道被央视、学习强国、新福建等各级媒体转播转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第二,推动县域矛盾精准化解决。2022年至2023年4月,古田县本地开办各类专题培训班47期,培训近7000人次,选送优秀志愿者参加省市提高班120人次,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下基层16场近5000人次,面询评估、心理咨询、哀伤辅导近2000人次,转介9人次,成功劝阻自杀2起,开展应急事件哀伤辅导10人次,实现古田县2021年、2022年未成年人自杀数均为零。2022年,全县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共排查调处各类民间纠纷3961件,其中成功调处3871件,成功率97.7%,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参与联合调解609件,占成功调处比34.5%。2022年9月,成功举办“健康中国·幸福城市”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公益巡讲活动宁德古田县专场,线上线下累计观看超100万人次。综上,矛盾的精准化解决与古田县近年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实践成效密不可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县一级承上启下,要素完整,功能齐备,在我们党执政兴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古田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作为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有益尝试,通过环境共生、文化共鸣、主体共治和资源共享的经验做法,为中国县城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样本,具有较好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随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县域如何进一步提升社会心理服务的专业性与普惠性,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县域治理实现良治善治,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来源:福建省心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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